曾有一段岁月，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，都已是错过。但在黑暗里徘徊的这群人，我们都不曾忘记。距1919，已百年有余，那些熟悉的、陌生的人，我们只能透过在时间深处沉浸的文字，溯源而上。是那一封封书信、一篇篇电档、一部著作，一次演讲，都有着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

在激流岁月里，这一群人开辟的路，依旧有人坚持着走下去。百余年间，时代可变，但不变的，是心怀忧患的每一次前行。那个时代里，风雨飘摇，同时期人物年岁差异，时局起伏，不同人物的生卒更替，时代之潮流，此起彼伏，人人皆为时代洪流中的一粟，命运之变，非人力可为。一位书生，在那个时代中，从安徽绩溪，迈向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······

他，便是胡适。当旧派人物如严复、梁启超等人皆渐隐退。胡适之先生可谓新文化运动之风云人物，或可称为天选之子。然而当他背起行囊，走进上海时。少年人的脾性，在少年胡适同样未曾脱俗。如打麻将、喝酒、似乎是终日无所事事。所谓的那些前路，依旧是迷茫无知。 当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口号，闯进了胡适的视野里时，他便因而由胡洪骍改名为胡适，字适之。

一介书生，斯自胜生。胡适一生的性格，容忍与包容的性格与他在家乡的成长密不可分，尤其深受其母的影响。在《四十自述》里他曾写道：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，受了他的极大极深的影响。我十四岁就离开她了，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，没有一人管束过我。如果我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，如果我能宽恕人，体谅人，——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”。

在胡适的表述中：“我母亲的气量大，性子好，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，她更事事留心，事事格外容忍。每一个嫂子一生气，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，天天走进走出，板着脸，咬着嘴，打骂小孩子出气。

我母亲只忍耐着，忍着实在到不可忍耐的一天，她也有她的法子：天明时，她就不起床，轻轻的哭一场，她不骂别人，只哭她的丈夫，哭她自己苦命，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。”

也正是容忍包容的性格，使得常会在他朋友身边听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。

在美国求学期间的胡适，他的心思虽是选择的农学方向，转而转投进杜威的门下，虽远涉重洋，也依旧关心着国内的情形。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胡适曾自省道：吾生平大过，在于求博而不务精。盖吾反观国势，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，吾不可不周知博览，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。不知此谬想也。吾读书十余年，乃犹不明分功易事之义乎？吾生精力有限，不能万知而万能。吾所贡献于社会者，惟在吾所择业耳。吾之天职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，唯在竭吾所能，为吾所能为。吾所不能，人其舍诸？自今以往，当摒绝万事，专治哲学，中西兼治，此吾所择业也。”大洋彼岸，严复、梁启超等人，在新潮面前已渐渐落伍。似乎正是需要一个新式人物的出现，以应时变。

而后，胡适所作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应时而出。改造国民，开启国智的浪潮，随之而起。

胡适，也便由此，走进了这时代的舞台。

黑夜虽久，却终究是可以迎来光明。自1840年开始的中国，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冲击，何为国，何为家，何为民族，皆不过过眼云烟，随时都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，“三民主义”只是无数个名为革命的口号，似乎只要提出一个某某主义，便是进步、新潮的代名词。

胡适回国后，进入北京大学。作为一名新潮的留洋博士，为传统与新潮并存的北大校园，增添了全新的气息。也曾有人会质疑，胡适的古文功底究竟如何？

这么一个年轻的博士，究竟能不能讲好中国哲学史？是然，所面临的一切质疑，在实际的上的授课中，皆被打破。一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虽说学术功底相对较浅，但却开中国研究哲学的先河。在上课过程中，撇过尧舜禹不讲，径自从《诗经》开始，自孔子时代开始讲起。因而也便使得学生，耳目一新。胡适先生的课堂上，从来都不会少学生。听者、喝彩者如云。

环境的不断改变，胡适所追寻的东西却不曾改变。一生所笃信的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，始终不曾改变。倡导白话文运动也好，主张文学革命也罢，更或是从政，始终也不曾改变书生本色。

他，本是一个书生学者，在时代的大浪面前，只能不断向前。

文章千篇，不如有君一行。做一个“过河卒子，只能拼命向前”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，所展现的既有学者的洞察力，更有着关心时局动荡的大局观。

本是常说的“四十年不问政治”，在国难面前，选择了继续前行。“苦撑抗战，以待时变”。1937年始，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。国内与国际时局的变化，无论是某一个小人物还是政客、商人，皆身处其中。国际政治舞台上更是拨云诡谲、暗流涌动。

时至1939年，德军闪击波兰，二战彻底爆发，在美国的胡适，经过了无数次的演讲，试图去改变美国方面的态度，虽说对于上层的影响力是有的，甚至会迫使日本通过三名大使，去做出阻止。胡适在致陈布雷的电文中指出：“盖美政制特殊，立法机关之牵扯甚大，而反战非攻之传统政策亦确深入人心。若无最明确有力之民意表现，则总统无法实施其主张”。

1942年3月23日,胡适在华盛顿纳德克立夫俱乐部演说《中国抗日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》,指出“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关键，和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毫无二致”，“西方问题的焦点，在于纳粹德国对西欧与英美民主国家的间的冲突”，“中日之间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、压迫、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”。面对诸上尝试，虽说最终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是日军偷袭珍珠港，但胡适长时间所做的演讲，亦有其功。

只是作为大使的胡适，终究是有着文人书生的气质，长时间的演讲，被南京政府认为是浪费时间，实际所争取美国援助，远不能解决所需，自以为了解美国民主体系的胡适，在美国政策发生转变以后，胡适便辞去了大使的身份，继而由宋子文赴美，完成南京政府的所需。

回国后的胡适，重回到学者的身份。而时代，悄然间已发生了些许变化。当了一段时间不合时宜的北大校长，那份青年时的心思，慢慢变得沉稳。对于民主、自由、科教等等得呼吁，在国难面前，显得尤其不合。

趋向民主改良的主张，在激进的革命面前，胡适的性格深处，促使他选择了前者。胡适给现代中国留下的，当今天的我们，再重新走进那个时代，去了解胡适的所思所行时，便不会仅停留在立场的不同，而做有所偏驳的评价。

当胡适再度赴美之时。已然无力再去改变什么，做起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管理员。面对曾经岁月的种种变迁，还是这名书生，坚持着他被始终相信的信念。

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

自由的精神，同样是胡适所坚持。

归去何依？终究是不负悠悠华夏。

真学者，当不为身后名

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